2018年5月17日星期四

马若德:习近平的安内兼攘外政策面临哪些风险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权威马若德教授。他的第一个观点是认为反腐是一个高风险的举动,拿捏不好的话,反而可能危害到需要极力挽救的共产党,反腐败已经在中共高层官员当中引起了巨大的担心和反抗。根据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本人的说法,中国的腐败是非常普遍,因此习近平的很多同僚、亲信也是腐败的,用腐败的官僚推动反腐败运动,这就成了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了,被抓的「老虎」是不服从的,没有被抓的老「老虎」会联合反抗的。

 

马若德的第二个观点认为能够把每一个腐败的官员都抓起来吗?你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他说,我给你一个数字,假定中共有9000万党员,保守的说其中有10%个党员是腐败的,这意味着有900万腐败的官员,加上他们的配偶那就是1800万人,如果他们有一个孩子加起来就是270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兄弟姊妹或其配偶,总共就有4500万人,而且我们假定只有10%的中共党员是腐败的,能把涉案的人都抓起来吗?不可能,况且他们还会反抗的。

 

马若德的第三个观点是中国目前非常缺乏的就是“意识形态”,也就是把国家、政府、人民和社会凝聚在一起的东西。「中国梦」不是意识形态,它是一个概念,「四个全面」是政治宣传口号,中共除了反腐之外,在管理国家上是一纸空白,没有一套思想意识能够让人信服,人们看到他们的是独揽大权。

 

他的第四个观点使中共当局非常紧张,那恐惧紧张的原因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上个世纪的50年代,当时还有一个共产党世界存在,涵盖了全世界大片的领土,很多国家的大量人口都生活在共产主义世界,而今天,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呢?还有中国,还有古巴,但是古巴也可能失守了,已向美国开放了;还有老挝(寮国)、还有朝鲜,它没有能让人感到鼓舞的伙伴。

 

中国是一个最后的堡垒,这体现在哪里?每天爆发出500起针对官员的抗议示威维权运动,这是一个惊人的数目,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意见不同、诉求不同、要求不同的观点分歧,而不是某一个律师、某一个个人的观点不同的问题,这些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抗议的基层民众,抗议土地、水和空气的污染,抗议雾霾等等。

 

共产党不再具有使人们自动服从命令的那种权威了。毛泽东通过文革使共产党权威扫地,共产党再没有文革前所拥有那种权威了,而世界其它地方的共产党几乎都垮台了,你有这么多的问题,并且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因为这意味着更多问题,我可以理解中共高层为什么要紧张,也许在深夜的时候会作恶梦。

 

 

伍凡评论第438  美国智库预测中共政权将垮台

 

2015-03-20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伍凡评论》第438期,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美国智库预测中共政权将垮台」。

 

最近几个月,美国智库和美国的中国通专家们,接二连三的发表讲话和发表文章,表达中共政权处在瓦解垮台的边缘,这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现象。美国的一些著名的智库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内部形势已经超过了崩溃的临界点。

 

三位美国学者预测中共政权将垮台

 

在这里我想先介绍三位美国学者,第一个是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 Auslin),第二位是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权威学者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第三位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教授。

 

我要介绍他们最近对中共政权危机的讲话和文章,介绍他们的主要观点或者他们观察中共政权危机的切入点,然后我要分析中共政权崩溃瓦解的动力来自何方,以及对未来中国的政局有几个不同的结果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已经踏入了迟暮之年

 

第一位学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次私人的晚餐聚会上面,一位美国出生的中国问题专家说出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无法给你中共垮台的确切时间,但是中国共产党已经踏入了迟暮之年」。奥斯林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谈到了那位专家为什么要做出以上的预言的时候,他说,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控制比以往更严格,很多高层官员成为反腐败运动的对象,同时也揭露了党内的问题,给人一个感觉是一个自信的、健康的政府、政党和社会是不会这样做的。

 

反腐拿捏不好的话,反而可能危害到需要极力挽救的共产党

 

第二位学者是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权威马若德教授。他的第一个观点是认为反腐是一个高风险的举动,拿捏不好的话,反而可能危害到需要极力挽救的共产党,反腐败已经在中共高层官员当中引起了巨大的担心和反抗。根据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本人的说法,中国的腐败是非常普遍,因此习近平的很多同僚、亲信也是腐败的,用腐败的官僚推动反腐败运动,这就成了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了,被抓的「老虎」是不服从的,没有被抓的老「老虎」会联合反抗的。

 

能够把每一个腐败的官员都抓起来吗?

 

马若德教授第二个观点认为能够把每一个腐败的官员都抓起来吗?你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他说,我给你一个数字,假定中共有9000万党员,保守的说其中有10%个党员是腐败的,这意味着有900万腐败的官员,加上他们的配偶那就是1800万人,如果他们有一个孩子加起来就是270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兄弟姊妹或其配偶,总共就有4500万人,而且我们假定只有10%的中共党员是腐败的,能把涉案的人都抓起来吗?不可能,况且他们还会反抗的。

 

第三个观点是中国目前非常缺乏的就是「意识形态」,也就是把国家、政府、人民和社会凝聚在一起的东西。「中国梦」不是意识形态,它是一个概念,「四个全面」是政治宣传口号,中共除了反腐之外,在管理国家上是一纸空白,没有一套思想意识能够让人信服,人们看到他们的是独揽大权。

 

中共当局非常紧张,也许在深夜的时候会作恶梦

 

他的第四个观点使中共当局非常紧张,那恐惧紧张的原因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上个世纪的50年代,当时还有一个共产党世界存在,涵盖了全世界大片的领土,很多国家的大量人口都生活在共产主义世界,而今天,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呢?还有中国,还有古巴,但是古巴也可能失守了,已向美国开放了;还有老挝(寮国)、还有朝鲜,它没有能让人感到鼓舞的伙伴。

 

中国是一个最后的堡垒,这体现在哪里?每天爆发出500起针对官员的抗议示威维权运动,这是一个惊人的数目,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意见不同、诉求不同、要求不同的观点分歧,而不是某一个律师、某一个个人的观点不同的问题,这些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抗议的基层民众,抗议土地、水和空气的污染,抗议雾霾等等。

 

共产党不再具有使人们自动服从命令的那种权威了。毛泽东通过文革使共产党权威扫地,共产党再没有文革前所拥有那种权威了,而世界其它地方的共产党几乎都垮台了,你有这么多的问题,并且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因为这意味着更多问题,我可以理解中共高层为什么要紧张,也许在深夜的时候会作恶梦。

 

第三位学者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教授。36号,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目是:「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的长篇文章,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尾声已经进展得比许多人想象的更为深入。这位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以前曾经因正面肯定中共的发展而有名的,正因为如此,他的文章一发表之后,立刻引起了热烈的关注,各种不同的看法都引出来了。

 

尽管习近平的做法和戈尔巴乔夫的做法相反,但是很可能面临同样的结果

 

沈大伟教授过去是长期站在中共一边,帮中共讲好话而出名的,他有机会做为贵宾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各种研讨会,能够近距离的观察中共官员,现在突然改变对中共的态度,令中共非常吃惊。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沈大伟教授认为,习近平一心要避免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因为戈尔巴乔夫是主导了苏共解体、瓦解的。不过,尽管习近平的做法和戈尔巴乔夫的做法相反,但是很可能面临同样的结果。专制严重的加大了中国的制度和社会的压力,并且达到了一个面临崩溃的边缘。

 

预测独裁政权的灭亡是有风险的。没有几个西方专家,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预测了前苏联的崩溃,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也完全没有料到。直到真的发生之前,说东欧共产政权垮台,也同样被称做是反共人士的一厢情愿。苏联解体之后,从2003年到2005年,乔治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先后发生了颜色革命,以及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起义,都是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爆发的。

 

中国的时代的变化,中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分析也要跟上

 

1989年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当中,中共政权差一点被推倒,从那之后,中国问题的观察家们就一直高度的观察中共政权的腐败和没落的迹象。从那时候起,有几位资深的汉学家,冒着自己的职业、声誉受到损害的风险,断言了中共统治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包括我、沈大伟教授在内。其他人更加谨慎,但是中国的时代的变化,中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分析也要跟上。

 

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末日已经开始了,它的死亡很可能是长期的、混乱的而又暴力的

 

所以沈大伟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末日已经开始了,并且它在末路的旅途当中走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远。当然,我们无法知道从现在开始到它结束前的路会是什么样子,它可能是非常不稳定,非常不安定。但是知道中共制度开始出现明显的解体之前,体制内的还是会随波逐流,因此,会继续装垫着稳定的门面来欺骗全世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太可能安静的结束,它的死亡很可能是长期的、混乱的而又暴力的。中国有句谚语「外强中干」,中共这种强硬掩盖了中共和它的政治制度、它内在极其脆弱的本质。

 

下面是沈大伟教授从五个方面、迹象来阐述中共政权的脆弱性和共产党系统的弱点。

 

中国的富豪们为开始崩溃而大批逃亡做好了准备

 

第一,中国的富豪们已经一只脚踏出了国门,他们已经为一旦制度真正开始崩溃而大批逃亡做好了准备。2014年,上海的胡润研究院发现,他们调查了拥有高额资产的个人,也就是393名亿万富翁,这其中有64%的人已经移民或正在计划移民,有钱的中国人以创纪录的人数,把他们的孩子送出国留学。

 

我们可以从另外数据看到,超过16%的中国富人已经移民海外或在正在办理,44%的人准备离开,超过85%的人计划将子女送到海外求学,1/3的人在海外拥有资产。美国成为中国投资移民第一个首选地,加上澳州和加拿大,三个国家拥抱了80%的中国投资移民。

 

有研究估算,从2009年到2013年,中国资金流出每年平均为6000亿到7000亿美元。但是2014年中国资金流出的规模达到8000亿到9000亿美元。根据当前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中国2015年资金流出估计会达到一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到10%

 

有钱的中国人也在以创纪录的水平和价格在海外置产买房子,经常在避税天堂用皮包公司的名义让金融资产转移到海外。当一个国家的精英(其中很多是中共党员)以这样巨大的人数带着那么多的资金逃离,这说明他们对现政权跟国家的未来缺乏信心。

 

 中共全力镇压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民族的异议力量和反抗力量

 

第二,中共全力镇压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民族的异议力量和反抗力量。自从2012年以来,中共加剧了从2009年以来就笼罩在中国的政治压制,压制的目标包括媒体、社交媒体、电影、艺术和文学、宗教团体、互联网、知识分子、藏族和维吾尔族、异议人士、律师、非政府组织、大学生和教科书。

 

2013年,中央委员会通过各级党委下发了被称之为「九号文件」的严厉命令,命令所有的单位揪出任何看起来对西方普世价值支持的,包括宪政民主,包括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那批人,统统要把他抓出来。

 

中共党、政、军、特内部没有真正的支持者

 

第三,中共党、政、军、特内部没有真正的支持者,即使是政权的支持者,很多也是在走过场。沈大伟从他直接观察当中发现,中共学者是装作逢迎党和领导人的最新口头禅,但很显然,宣传已经失去了效力,皇帝没有穿衣裳。

 

腐败渗透了中共党、政、军、特系统,也腐化了中国社会

 

第四,腐败渗透了中共党、政、军、特系统,也腐化了中国社会,弥漫在党国或军队当中的腐败也同样到处弥漫在中国社会当中。中共的反腐运动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要持久,更加严厉,但是没有任何运动可以消除腐败问题。腐败顽固的植根于一个党的专制、裙带关系、经济缺乏透明度、政府控制媒体、缺乏法制。中国的经济陷入了一系列系统性的陷阱,找不到容易的出路

 

最后,中国的经济陷入了一系列系统性的陷阱,找不到容易的出路。在201311月,党的三中全会推出了经济改革的方案,但是到目前为止,只听雷声响,不见雨下来。

 

总之,宏伟目标已经胎死腹中。改革方案挑战强大的、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譬如国企和地方党政干部,他们分明的就要阻拦这些经济改革的实施。这五个日益明显的裂缝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除非中国放松其严厉的政治控制,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创新型的社会和建立「知识经济」。

 

有专家认为,中共严厉的手法可能预示着它后面可能会更开放、更加改革,但沈大伟教授不这样认为。因为这位领导人和现政权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放松管制,就肯定带来制度的灭亡和他们自己的垮台。我们无法预测中国共产主义何时会崩溃,但是不难得出结论,我们正在目睹它的最后阶段。

 

为什么这些美国学者突然从今年初开始评估中共的政权将垮台呢?有什么含义呢?是否他们从有关方面获得了更多的有关中共内部真实的资料呢?譬如说,网上流传令完成身怀「政治核弹」已经泄露了,这还是个谜,我们有待以后观察。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

 

下面,我要分析在中国社会内有哪些结束中共专制的力量,有几股力量正在冲击着中共政权。第一股力量是中共党、政、军、特内部反对力量,常言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令计划的胞弟令完成出走美国,网传他身怀着、随身带着被称之为「政治核弹」,也就是中共高层的丑闻以及大量的中共核心和敏感的机密数据,这些对中共这些高层来讲是有致命的威胁。

 

到目前为止,北京已经以各种名义派出了多达100多名情报、外交、游说人士到美国和美方交涉,清查各种线索,试图找到令完成的下落,但至今毫无所获。目前,中共当局已经把抓令完成回中国列为最优先的任务。

 

消息人士指出,现在令完成一天不落网,中共高层就一天睡不好觉,问题非常的严重。美国有一个华文的新闻社——博讯,310号,它引述了来自北京的消息说,中共高层已经对此做了应有的准备,不会因此放过「令氏反党」和贪污集团,指的是令计划、令完成3兄弟。

 

当局扬言令完成「假如真敢如此蛮干,只会加速其死亡」。究竟令完成掌握了哪些资料?中共当局目前毫无把握。但考虑到令计划的政坛经历横跨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代,令完成又是令家党当中令计划的总联络人,并兼半个军师的角色,他有可能完全掌握令计划所知道的机密资料。令完成的出走是中共文革以来最严重的出走事件,王立军的逃官事件也不能与之相对比。

 

中共害怕军事政变

 

那么,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海外博讯网独家报导,事情发生在33号,中共两会的第二天,北京中央警卫局九局官员企图进行军事政变,颠覆习近平。结果这个政变遭到了习近平先下手为强,把它扑灭了。报导也承认,目前正在从不同的渠道来核实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两会的前夕,中共中央警卫局出现重大的人事变动更换。根据海外的博讯网报导,在习近平的安排之下,由中央军委委员张又侠上将亲自压阵,以38军为后盾,对中央警卫局进行了大清洗,原局长曹清调职,另有任用,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原副局长王少军接任局长,中央警卫局部分官兵换人。有消息称这次调换人员的行动,与中央警卫局不稳的传言有关,但这个传言还没得到证实。中国社会有一大批正在兴起的,抓不完、打不倒的社会力量要结束中共专制政权

 

第二股力量,是中国社会当中维权抗暴力量、网络力量、公民运动、民运组织、三退运动、环保运动、知识分子、非政府组织、NGO组织,以及西藏、维吾尔族反抗力量等等。这是一大批正在兴起的,抓不完、打不倒的社会力量,是在全国各地各阶层民众当中,积蓄待发的力量。他们正在等待时机,发动颜色革命,或者茉莉花革命,群起围攻中共政权,结束中共专制政权。

 

2013年统计,中国社会群体抗暴事件一年高达20万起。根据中国社科院部门的统计,2014年,中国发生社会不安的群体事件比以往大幅度的增加。柴静制作的《穹顶之下》,有超过2亿人次的点击率,这超过任何一次单一事件的网络点击率,可以预料这个网络运动会持续发展,在适当时机下发酵,产生巨大的力量。

 

未来中国的走向

 

中共垮台之后,未来中国的政治领导力量已经在中国的民间当中,这中间包括一部分退出中共的党政军人士,共同建设未来新中国。结束中共政权的方式,将会影响未来中国的走向。

 

 

 

其一,如果中共内部发生政变,现在的中共领导层被推翻,大规模内斗暂时收敛,但中共没有解散,中共政权仍然存在,那就有可能改变路线。

 

 

 

由于经济持续下滑,中共仍然面对统治合法性的危机,中国仍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长此以往,多数中国民众生活痛苦,维权抗暴仍然会持续不断,贪官污吏仍然充斥整个中共政权的各个系统。这个模式不会长久,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终将拖死中共,最终中共政权仍然是逃不出灭亡的命运。

 

 

 

第二,如果中共内部政变的力量和民间力量结合,中共专制统治放松,开放党禁、报禁和网禁,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主选举,产生出民选政府、制订新宪法、实行宪政。那么这个时候哪,中共完全放弃专制独裁统治,中国就走上了民主化大道。那个时候,共产党改变名称,和其它党派来竞选、组织政府,这也有可能走上台湾模式,政党轮流执政。这个模式以比较小的社会成本获得最大的社会稳定的效果,中国民众将会激发出政治的热情和经济创造才能,比较快地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困境。而民选政府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比较容易解决政治和经济困境。

 

 

 

第三,社会矛盾日益积累,到临界点的时候,有偶发事变引发了颜色革命或者茉莉花革命,中共政权被推翻,中共组织被取缔、解散,要重组整个社会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这是彻底清除共产党势力的方式。就好像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波兰和捷克,这从长远的利益来讲,是比较好的模式。

 

好吧!这就是我今天对「美国智库预测中共政权将垮台」这个题目的评论。谢谢各位,再见。

 



 

20152月,哈佛大学研究共产党高层政治的学者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讲,并且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的采访,畅谈他对习近平的看法。他认为习近平铲除腐败的运动蕴藏着危险,习近平要挽救共产党,但他的运动却对共产党的未来造成了风险。

 

马若德:习近平的安内兼攘外政策面临哪些风险

 

纽约时报    时间: 2/3/2015   

 

作者: 傅才德

 

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已经两年,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他是自邓小平以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经历了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推行了对外开放并实行了面向市场的政策。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研究共产党高层政治的学者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论点更进一步。他表示,习近平是毛泽东以后最强势的中国领导人。被称为“伟大舵手”的毛泽东在1949年宣告了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千百万名狂热的红卫兵对他像神一样崇拜。然而,马若德教授最近在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一场讲座上说道,习近平本人的权力虽大,但是他铲除腐败的运动却蕴藏着危险,他笃定地要挽救共产党,但他的运动却对共产党的未来造成了风险。马若德接受采访,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问:您为什么认为习近平是毛泽东以后最为强势的领导人?毕竟邓小平有那么强的魅力、制度上的权力,以及革命年代的经历。

 

答:邓小平当然有巨大的权力,不过与他一起活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物中,有一些极为保守的领导人,其中一位在党内的资历比他还深,那就是陈云。还有李先念和彭真,他们都非常保守。正因为如此,在邓小平如日中天的1980年代,人们经常看到他先开放又封闭、再开放再封闭,因为他必须与这些人打太极拳。有时候保守派会迫使他封闭,之后又会重新开放,因为他发现封闭对经济不利。当时有很多地位与他相当的人,可以让他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有怎样的危险,尤其是(1989年镇压抗议的)天安门事件之后。

 

就习近平的情况来说,他有一个独特的角度,那就是,他是由前辈和同辈挑选出来的,而他的同事们则没被挑选。换句话说,在他们都是候选人的情况下,他被选中了。这就给了他类似毛在1936年那样的地位,那时毛刚刚开始得势,当时(已故总理)周恩来和后来被遗忘了的其他人都有担任领导人的机会,但他们没有成为领导人。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的权力比邓小平还大,因为他周围没有地位相当的人,没有那些能够凭借过去的经历能挑战他的人。他赢得了出任领导人的“抽签”。

 

问:习近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起来的一代,您觉得这可能对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答:我的一个经历过文革的学生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习近平的思考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学生的意思是,习近平认为,如果你经受过这样的历练,你被赶出了家门,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如果你生存下来了,你会产生一种自信。如果你能从这段经历中走出来,你能经历多得多的挑战。我觉得,他拥有这种自信。

 

他还拥有一种“太子党”的自信,出身于革命领袖家庭的那种自信,尽管并不是最高层,但是革命领导人。这赋予他一种革命的使命,他想保卫革命的成果。的确,许多人会认为,他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与其他许多领导人相比,他的革命使命感更强。所以我想,出于这两个原因,他非常自信。

 

其他人呢?没有某种超凡的才能,是不可能爬上权力的顶峰,跻身政治局常委会的,比如政治才能、行政才能,以及内斗的才能。不能认为他们无所作为,但是习近平击败了他们,取得了最高权力。这就是他的实力。

问:您在演讲中提到,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也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那么他与习近平之间有哪些区别呢?

 

 

 

答:我想强调一些相似点。他们都想挽救共产党,因为他们相信共产主义。我想,戈尔巴乔夫或许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但我不觉得习近平大概会相信马克思主义,他只相信列宁主义。我认为文革对于邓小平及以后的人物,都是一个让理想破灭的经历。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无论是戈尔巴乔夫实施“体制改革”(perestroika)对官僚体系发起攻击,还是习近平通过反腐对官僚体系发起攻击,都是在试图改进、净化共产党,使其改变前进的方向。

 

 

他们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习近平知道戈尔巴乔夫做了什么。习近平念念不忘戈尔巴乔夫。刚担任领导人不久,他就对同事谈到了戈尔巴乔夫,说“没有人站出来保卫共产党”。所以,很显然习近平觉得他需要强硬起来,挺身而出保卫党,铲除腐败,恢复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合法性。

 

 问: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例子: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共产党能继续维持下去?

 

答:没有这种例子,因为列宁主义政党基本上只是在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后才出现。我猜想,古巴共产党还存在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反对给予古巴人民一种民族自豪感,尤其是在他们能够依靠苏联经济支持的时候。当然,朝鲜的党能存在下去,是因为中国人还没做好将其抛弃的准备,虽然中国人对朝鲜执政党的自我表现很不满,但是他们不希望看到又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完蛋。

 

我不认为还有任何其他的经验可借鉴,我本人的感觉是,这个党不可能改革自身。习近平有几种选择:一是放松反腐败运动,以便实施经济改革方案,他提过经济改革,但一直没有进行,经济改革有可能让党保持政权。但是,如果他要对腐败进行刨根断枝的打击的话,用他的话说,是老虎苍蝇一起打,那就会有真正的危险。有党崩溃的危险,正如俄罗斯发生的那样,或者有出现一个反对他的领导层联盟的危险。

 

问:可以想象有一种反对习的势力、一种反击出现吗?

 

答:在毛泽东时代,没有人有结盟反对他的准备。毛泽东也可以依靠一件事,即如果周恩来向(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吐露真心,说主席精神错乱了,我们不应该让这种文革继续下去了,有很大的可能性、很大的概率,刘少奇会向主席汇报周恩来,然后把周恩来处理掉。

 

我觉得,这种情况现在不存在。人们不像怕毛那样怕习近平。人们的利益、人们的家庭、人们的生计受到威胁。张同志、王同志和李同志就有可能结盟反对习近平。他还没有成为那种令同僚特别害怕的人物,以至于他们不敢想象向别的同志建议,“让我们结盟来反对他,”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位同志不会去举报自己。

 

问:对党的真正威胁是西方价值观、新闻自由,以及公民社会吗?习近平对这些威胁的重视程度如何?这些威胁与腐败的威胁相比又如何?

 

答:腐败是来自内部的威胁。外部的威胁是来自西方的坏思想。他对两者都很重视。他的问题是,对付内部威胁,他可以动用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纪律检查委员会,背后还有中央委员会、中央书记处等整个机器的支持,他可以打击他想打击的东西。

 

对付国外思想的外部威胁的困难在于,作为整个改革开放过程的一部分,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已让成千上万的学生出国,而且一旦中国开始变得富有,这些学生就已开始回国,而不再呆在他们读书的地方。所以现在就有了成千上万曾在美国、欧洲、日本留学然后回国的人,他们已经看到过一个不同的未来。如果他们日子过得舒服,如果他们为党工作,这也许能让他们满足。他们会说,“OK,新闻自由对我在纽约的时候来说是个好东西,但在这里无关紧要,我现在过得也不错。”

 

但我觉得,危险的是,如果人们觉得反腐败斗争将削弱党,有可能引起混乱的话(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 那么人们将开始思考,我们怎样能改变这个体制?有些人会移民。一些人已经移民。显然有数十亿美元已经移出了中国。子女们也已作为一种自保的安全带,被留在了国外。这只是一个问题:人们是否会开始思考另一种方法?

 

当然,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一个对领导层友好的政党,最高层总会有人有想法,总会有变化。坦率地说,这是一个很难预见的事情。虽然邓小平身在最高层,但他能做到,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乱成那样,你必须拿出新的东西来。我们无法知道,反腐败运动进行到什么程度时,排斥来自国外的思想到了什么程度时,当然这很可能会损害经济,中国国内会有人说:“这些做法行不通。我们必须改革。”

 

问:那么说,成功的反腐败运动与排斥西方观念是有关系的了?

 

答:你用了成功的反腐败运动这个词。但是,如果反腐败运动成功仅仅是打掉了几只大老虎,赢得了人民大众的欢呼雀跃,因为你拿下了这些人,这不算什么。其实,那些苍蝇才是真正危险的东西。农民和工人深受到当地干部的刁难。这叫小腐败。有些腐败给当地社区造成生态破坏,给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带来健康问题。这些才是真正给广大民众带来威胁的人,如果习近平去抓这些人,谁去为党工作?谁还会去当新干部?

 

问: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政党:这是一个可持续的模式吗?

 

答:没有意识形态,你就失去了维系以前儒家帝国的粘合剂,你就失去了维系毛泽东时代的粘合剂。这样一来,在党和人民之间,在政府与国家之间,就失去了共同的东西。这样在中国会很难继续下去,你的党由于其定义本身就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自这种政党从19世纪末成立时起就是这样,靠意识形态说服人们:我们了解历史,我们了解当前,我们知道未来方向在哪里。

 

那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教条,如果你相信它的话。没有了这样的教条,他已在采取一种非常消极的政策,采用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做法。如果你能用自己的教条作为防身的盔甲,比你只能靠防火墙(the Great Firewall)这种老玩意把敌人的教条抵挡在外,要好得多。

 

问:中国是不是越来越依靠民族主义?这会不会有走向法西斯主义的风险?

 

答:对法西斯主义,我不确定。但我相信,民族主义是为什么习近平在东海、南海,以及在面对美国时,采取某种挑衅性外交政策的原因之一,这是让人民在他的运动中、尤其是反腐败运动中,站在他一边的一种策略。但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会非常危险,因为正如中国过去的政府明白的那样,如果你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然后你不愿或不能付诸正确的行动,那么人们会嫌弃你,他们会认为你本人并不爱国,认为政府无能。所以激发民族主义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不太觉得那会导致法西斯主义。我只是觉得那不过是习近平的一种武器。

 

问:如果不用儒教或马克思主义,而且也不靠民族主义,那还有什么东西吗?

 

答: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非常担心的原因。他他正在试图做的事情的有意思的一点是,他已在开展一项运动,要把整个共产党执政时期说成是一段不可分割的历史,一开始我还不太明白他的做法。他反对那种把中国明显地发生过的事情分为两个时期的做法:毛泽东时代,那基本上发生了那些巨大悲剧、比如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以及改革时代,这基本上是走向更美好、更明亮、更繁荣的未来的时期。

 

因为他意识到,这在他的讲话中有,他批评戈尔巴乔夫以及苏联发生的事情时说过,一个问题是,他们攻击了列宁和斯大林,因此挖了整个体制的墙角。他意识到,如果你允许毛泽东统治的头20年、25年左右的时间因为发生的所有错误而被诋毁的话,那么你会让毛失去合法地位。

 

而正如毛泽东的画像仍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所展示的那样,毛仍是赋予这个制度合法性的伟人。毛是他们剩下的仅有的东西。他们不再用马列主义,他们没有了一个受人尊重、享有权威的政党。在中国,似乎每天会发生500起反抗地方干部的事件。

 

他们只有毛。这会持续多久呢?毛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有多大意义呢?我不知道。

 

老中国通:习式反腐危及中共


(
博讯北京时间2015304日 转载)

    来源:voa
   
  
权威学者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在哈佛大学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视频截图)
    老中国通:习式反腐危及中共


   
    
华盛顿—中国每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会议在北京拉开了帷幕。在33日政协会议开幕的当日,中纪委发布了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种种迹象显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展开的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还将继续下去。不过,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中共精英政治的权威学者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 教授认为,习近平的反腐是一个高风险的举动,拿捏不好的话反而可能危及他极力要挽救的共产党。
   
    
马若德当过英国广播公司记者与国会议员,并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部曲以及《毛泽东的最后革命》等多部专著。他认为,习近平的权力甚至超过了邓小平。马若德最近在香港大学作了“转型中的中国以及习近平的影响”的专题演讲。在两会召开前夕,这位85岁高龄的汉学家在他位于哈佛大学的办公室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莉雅的专访,就这次演讲以及中共高层的恐惧、依法治国、美中关系和香港等范围广泛的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
   
    
习式反腐的高风险
   
    
记者问:您对习近平的印象是什么?如果要给他两年来的执政打分的话,您会给他打多少分?
   
    
马若德答:你要在一门课结束的时候给人打分,现在这门课还没有结束,所以我现在不会给他打分。
   
    
我想说的是,他所采取的政策表明他是一个敢冒风险的人,因为尽管我确信他的反腐运动很得民心,也是他使共产党重新获得合法性所作出的可信的努力,但是反腐很可能在他的同僚、中央委员会成员以及高级党员干部中间引起巨大的担心和反抗,因为根据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本人的说法,中国的腐败非常普遍,你不得不相信习近平的很多同僚也是腐败的,他们担心的是:下一个倒台的会不会是我?我认为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做法,因为人们可能会团结起来对抗他。
   
    
另一个高风险是,他所打的不仅只是老虎,还有苍蝇。这个做法我相信也是非常受老百姓欢迎的,因为使老百姓受害的正是这些低级别的中共官员,像破坏环境等而引起老百姓的不满,但是如果你抓了太多的苍蝇,很快中共就不复存在了。尽管现在有大约87百万党员,但是他们很容易受到这种政策的损害,不管这个政策是多么可信和值得采取的。
   
    
马若德: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
   
    
问:他可能把每一个苍蝇、每一位腐败的官员都抓起来吗?
   
    
答:你无法做到这一点。让我给你一些数字。假定中共有9千万党员,保守的说,其中10%的党员是腐败的,这意味着有9百万腐败的官员,加上他们的配偶,就是18百万人。如果他们有一个孩子,加起来就是27百万人。加上他们的一个兄弟姐妹及其配偶,总共就有45百万人。而且我们假定只有10%的党员是腐败的。这是一个大规模的运动。我认为他必须做的是到一定时候宣布,我们现在让每个人都感到害怕了,今后不会有太多的腐败了,我们可以停止这个运动了。他应该在一上任的时候就说,只要你不再腐败,我们不会追究,但是如果你继续腐败的话,那么就不客气了。人们一定感到很震惊: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只退休了两、三年的时间,既然他会被起诉,那么又有谁是不会触及的、是安全的呢?没有任何人。
   
    
问:谈到周永康,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把他的案子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而且现在也不清楚结果会是什么。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的反腐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答:我认为这个案子花了很长时间,部分是因为他们扳倒像周永康这样的人的方式,即你不直接去对付他,他是丛林中的一颗大树,你先清理这颗大树下面的矮树丛,他的那些追随者,那些从他那得到好处的人。然后你清理那些小树,然后是比较大的树,那些属于他的网络的人,然后突然之间,丛林中只有光秃秃的一颗大树在那,这个时候你去对付他。这是他们采取的方法。你不会直接就冲着那颗大树而去。因为你这么做的话,他的很多追随者会去维护他。先除掉那些追随者,那时候就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周永康是第一只还是最后一只大老虎?
   
    
问:习近平多次表明他对反腐是认真的。你觉得他的下一步是什么?他会动像江泽民和李鹏这样的前中共领导人吗?
   
    
答:很难说。我对(香港大学的)学生说的是,明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周永康是(被打的)第一只老虎呢还是最后一只老虎?如果他是最后一只老虎,在高层的每一个人就会长嘘一口气,会说所有这些都是派系之间的政治斗争,习近平有理由不喜欢周永康,因为他支持薄熙来,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们都可以自由呼吸了。如果他是第一只老虎,看起来他正在把目标针对其他的老虎,那么我认为对他的反抗会加强,因为像江泽民这样的人,他们都有朋友,有他们培植起来的亲信,他们周围有森林,就像周永康那样。我们必须注意到,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随从中也有受到攻击的人,但不是很多。
   
    
马若德:习近平权力超过了邓小平
   
    
问:很多西方的观察人士对习近平集权的速度与广度感到吃惊。你认为他已经获得了毛泽东那样的地位吗?
   
    
答:没有人可以获得毛那样的地位。毛是很独特的,他领导中国的革命走向胜利,给所有这些管理中国的人提供职位,所以他的地位独特,没有人敢推翻毛。在我看来,习近平比邓小平更有权力,因为他没有邓小平所遇到的反对力量、可能成为他的反对者的同僚。邓小平有像陈云这样来自同时代的革命者,他不得不听取他们的意见。习近平没有这样的人。
   
    
他有几方面的优势:第一,他是自毛以来第一位被自己的同僚选定的共产党领导人,他前面的领导人要么是毛指定的,要么是邓小平指定的。这给了他其他人所没有的合法性,这使得他处于比他的同事要高的一个地位。第二,他是太子党,这给了他一定的地位。他的父亲虽然是第二梯队但仍然是很重要的中共领导人,他要极力保留共产党对红色江山的统治。显然,目前还没有哪一位重要的红二代因为反腐而受到打击。第三,他的优势还在于,他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大的。他被下放到农村,不得不在没有父母照管的情况下自己照顾自己。由于他是第一个在文革期间长大的最高领导人,我们还不知道这段经历对他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可能可以判断,他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尽管是黑五类的孩子,但是他能够在农村里生存下来并不断得到提拔,最终被他的同辈人选为最高领导人。我认为,这三个方面给了他很大的自信以及在他的同辈那里获得的地位。
   
    
问:有人说,习近平试图恢复毛的专制集权。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异议人士遭到拘捕,其中包括记者和律师。网络封锁和新闻审查也很严重。最近在大学里又展开了反西方价值观的运动。他真的是想恢复毛的专制集权吗?
   
    
答:我不认为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他是从戈尔巴乔夫以及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因为戈尔巴乔夫以及前苏联的垮台是他上台一开始就提到的。他誓言绝不会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让苏联垮台。我认为,他把西方的影响看作是前苏联垮台的部分原因。习近平认为,戈尔巴乔夫让俄罗斯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使得种种西方的观念进入苏联,随着损害了苏联。我的看法是,戈尔巴乔夫当时所作的与习近平所作的是完全一样的。他习近平也许信也许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是戈尔巴乔夫的确信仰共产主义的理念。他试图挽救苏共,但是没有成功,因为官僚机构在经历了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之后已经太没药可救了,所以他决定通过放开新闻自由来对付这个问题,而这一步一步的损害了整个体系。
   
    
习近平正在通过中纪委来反腐,这个工具要比新闻媒体或是知识分子要厉害得多。我认为,这样做的危险在于,他通过这种方式反腐会损害共产党。如果存在由于腐败而被捕入狱的危险,人们为什么要成为党员呢?他们会失去家人、失去财富、自己的孩子失去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所以我认为,他在采取对于共产党来说非常危险的政策。
   
    
极力挽救中共的习近平会导致中共垮台吗?
   
    
问:尽管习近平想吸取戈尔巴乔夫的经验教训,您认为他可能无意之间导致中共同样的走向垮台的命运吗?
   
    
答:我认为这是可以想象的。如果看起来他是朝这个方向前进,也许有人会劝他采取不同的做法。如果他采取不同的做法,那么情况会发生改变。如果他不这样的话,其他人会采取行动来阻止他。
   
    
中国执政当局为什么感到紧张?
   
    
问:几年前,您写了一篇文章,谈论中共高层的恐惧。您认为他们感到如此恐惧的原因是什么?
   
    
答:恐惧的原因很明显。习近平出生的时候,当时还有一个共产党的世界存在,涵盖了全球大片的领土,很多国家的大量人口生活在其中。今天,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呢?有中国,还有古巴,但是古巴也可能失守了,向美国开放了。还有老挝,然后还有朝鲜。他们没有很让人感到鼓舞的伙伴。中国是最后一个堡垒。如果你在管理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即使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制度,如果你试图从一个中心来管理的话,你都会碰到大量的问题。他们看到了这些问题,这体现在每天爆发的500起针对官员的抗议活动上,这是一个惊人数目的意见分歧,而不只是某个律师、某个人有异议的问题。这些都是为维护自己权益而抗议的基层百姓,抗议土地和水的污染等。这种动荡、不稳定的程度,加上经济发展过程具有很多的不稳定性,因为事情变化非常快,人们从乡村来到城市,城市里的民工没有同等的权利,谁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我认为,发生在中国外面的事情以及国内所面临的巨大问题使得他们感到很紧张。共产党不再具有使得人们自动服从命令的那种权威了。毛泽东通过文革使共产党权威扫地,共产党再也没有恢复文革前所拥有的那种权威了。如果你处在管理这么多人的位置,而世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几乎都垮台了,你有这么多的问题,而且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问题,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紧张。
   
    
问:你觉得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关乎其生死存亡的威胁是什么?
   
    
答: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也许在深夜的时候,他们会做噩梦。他们也许会想,始于19世纪中叶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念,以及列宁在19世纪设计出来的列宁主义作为一种政府形式而且是共产党所实践的,在21世纪初叶是否还是适应的?当然,当今还有很多种不同形式的集权政府,俄罗斯从试行民主制度回复到独裁,其他一些地方也有独裁政府,也许他们从中受到鼓舞,但是在整体上,他们生活在一个为不同时代所设计的制度之下。当你有拥有使你能够在国外进行竞争的所有现代技术,而这又要求你的民众有思考的自由、试验的自由,他们与外国人的交流不受到限制,这两种情况的结合使得你的确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
   
    
问:中共184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你能够真正的依法治国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二者之间难道不是互相矛盾的吗?
   
    
答:中国共产党所说的依法治国,实际指的是把法律当作治理国家的工具。自从文革以来,受到文革伤害的中共领导人就一直想依法治国。也就是说,他们想要的是可预见性,但是他们不要法治。法治意味着法律要凌驾于共产党之上,他们不会接受这个。他们试图做的是,使法律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具有更大的可预测性。他们做到这一点的途径是通过中央化(centralization)。一般来说,如果某一个省里有一个大案,在如何审理这个案子时,省级法官会咨询省党委的意见。这种做法会导致司法不公,也可能导致省级官员告诉法官作出有利于他个人的裁决。他们现在试图要做的是确保各个级别的法官不要咨询地方行政官员的意见,而是向他们的上级法官咨询,而不是当地官员。在实践中,我想这种做法行不通,因为如果你是某个省会的法官,你经常看到省委书记等官员,你们是朋友,当然你们会相互听取对方的意见。
   
    
马若德:中国梦不是凝聚国家与社会的意识形态
   
    
问:您怎么理解习近平的中国梦?
   
    
答:我认为,中国目前非常缺乏的就是意识形态,即把政府、国家、人民和社会凝聚在一起的东西。几个世纪以来有儒家文化,然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当然没有什么作用。问题是,如何把共产党与人民粘连在一起?他们如何有同样的想法?我认为,中国梦的意思是,这是中国的爱国主义人士一、两个世纪致力于追求的,这就是恢复中国过去的强盛,结束它受到列强羞辱的历史,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它所应有的地位,由于它的文化、经济等。
   
    
这里的问题在于,它不是一个意识形态,而是一个概念。人们有不同的想法。去年在中国的时候,我问一位中年男子,中国梦对你意味着什么?他没有说什么民主复兴什么的,而是说,中国梦对我来说就是在北京买得起一套公寓。我在杭州问年纪比较大的一位妇女怎么看中国梦。她说,对我来说,我的中国梦是我儿子大学毕业后能找到一份工作。而我问安徽的一位年轻人中国梦是什么,他说,啊?这是一个概念,是一个可信的概念,是很多中国人都有的想法,只是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复兴,但是在我有限的与人的交谈中,我感觉这个概念并没有引起共鸣。
   
    
美国人在处理美中关系上犯的错误
   
    
问:您怎么看习近平对中美关系的处理以及他提出的大国关系论?
   
    
答:自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以来的各届中国政府对美中关系处理得相当好,因为美国人一直热衷于与中国发展良好的关系。在毛与尼克松时代,这是因为双方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需要,但是也有其他的原因。美国人民自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对中国人民充满同情。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我认为,与中国发展友谊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事实上,习近平提出的大国关系论是非常聪明的一招,因为他所做的,而且奥巴马通过在阳光之乡的高峰会晤也帮助了他,就是表明世界上只有两个大国,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有一天,中国会高高在上,而美国会在它的下面。我认为,美国人所犯的错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削弱了其盟国的地位,尤其明显的是日本。在日本首相安倍看来,奥巴马只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安排了一个新的非常特殊的会晤地点。我想,中国领导人向中国民众表明,他们已经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了,也许不是所有方面,但是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是。我认为,美国人对如何对待其盟友不够敏感。他们可以说,中国很重要,出于各种原因我们必须与中国发展良好的关系,但是我们与那些在更长时间里一直是我们盟友的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马若德:中共不可能接受香港实现民主
   
    
问: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香港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吗?香港的未来是什么?
   
    
答:对你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我不认为香港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完全的民主,即一人一票以及选择任何无赖当香港特首的自由,因为这是民主允许你做的事情,即选择任何人当特首。这是不会得到习近平以及继任他的共产党领导人所允许的。 (博讯 boxun.com)

 

傅高义:习经济随邓 政治尊毛

 

(博讯北京时间2015310 转载)

 

    来源:voa

   

     华盛顿—在中国召开两会的前夕,美国哈佛大学荣退教授、85岁高龄的傅高义(Ezra F. Vogel)在他位于麻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寓所用中文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莉雅的专访,就习近平两年来的执政、反腐运动、“中国梦”、香港占中运动和中日关系等范围广泛的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

 

    身为著名东亚问题专家的傅高义1972年继任费正清(John F. Fairbank),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随后出任东亚研究委员会的主席、费正清中心主任以及亚洲中心主任等职务。他曾暂离哈佛,在政府担任过两年东亚问题情报官。他在1998年还是哈佛欢迎江泽民主席委员会的主席。傅高义撰写的《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以及《日本第一》分别在中国和日本成为畅销书,是唯一一位在日本和中国都有畅销书的西方学者。

   

    以下是采访的内容。

   

    记者问: 中国目前正在召开两会。两年前,习近平正式成为中国的领导人。您怎么看他这两年来的执政?

   

    傅高义答:人人都说他是能干,想做事, 他的政府把权力集中在他自己手里。我个人看,江泽民、胡锦涛也做了不少事, 但是我认为,很多中国的领导人认为, 现在问题太多了,变化太多了, 还有经济的问题,还有出口的产品不能继续增加了,那个可能会有问题。 还有对党的看法,对腐败问题很多老百姓有看法,这个问题非常难解决, 所以应该为了老百姓对党有信仰, 需要做一些大事情, 但是的确是不容易。 所以我自己的理解呢,他上台以前一些人已经告诉他, 你不应该做以前的事情、那条路,应该走新的路了, 应该继续改革, 就像邓小平搞的改革, 中国现在还需要改革,需要一个强人的领导,好像是有这样的情况。

   

    习的非正式权威不如邓

   

    : 您的同事、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认为,习近平比邓小平更有权力,快接近毛泽东了。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答: 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们是老朋友了, 也谈过这个问题。 我想,用政治的规矩来说, 比方说,一些方面他是领导人, 但是我想非正式的那个权力也是另外一件事, 非正式的权威不一样。就像某某组织的领导,他是了, 安全问题啊,外交问题啊,什么组织啊,他是党的总书记、主席什么的, 小组组长,都是他的。 但是我个人看,那个非正式的领导、非正式的权威,应该算。 比方说,邓小平,他不是总理,是副总理,不是主席,是副主席。 但是他12年在那个军队里工作过,但最后在那个淮海(战役),他是前线的书记,有50 万人是听他的话。那么他12年在那个军队。你想想,要是现在的军队,他是什么地位?他的确有这个经验,所以军队肯定要听他的话。 那么他在北京的经验非常丰富。

   

    习近平主要是在地方,长期在福建,在上海。文化大革命他在陕西,所以他在北京的经验,虽然他是,你们的说法是红二代,红二代是红二代,但是他没有领导的经验,在北京。所以我认为非正式的权威邓小平比他强得多,也有经验(得多)。你说那个外交的情况,当时邓小平在法国五年,在苏联一年。他73年、74年周恩来病的时候,领导外交工作的都是邓小平。 所以搞外交工作的人要听他的,因为他很有经验的。所以非正式的权威比习近平大得多。 我是这么看。

   

    经济上随邓,但喜欢毛时代

   

    : 习近平我们现在还不清楚的是,习近平是更像毛还是更像邓。他上台之后的确是先去了邓小平南巡的地方深圳。 但是,从他做的很多事情,包括他用的言词上来看,我们觉得好像他可能更像毛泽东这样一个领导人。您的评判是什么?

   

    答:我想他不是毛泽东那一类的人。当然,他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大的, 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他都知道了,经验都有了,但是我认为,他走的路主要是邓小平走的路。 我想,搞文化大革命,他不会搞。

   

    邓小平是把工作做得比较正确的,比较清楚的,也不是浪漫的。毛泽东是谈他的历史啊, 谈他的写诗啊,但是邓小平是很认真的搞工作,当然也可以说笑话,也可以有幽默,但他非常(重视)工作。

   

    我认为,习近平是比较接近邓小平,但是他喜欢毛泽东时代的尊敬、听话的、比较安定的那个时代,人都是想共同的全国的目标、有信仰。他想把那个精神留在现在的中国,所以我想那方面他是像毛泽东的,但是依我看,他的做法是比较接近邓小平,不是接近毛泽东的。

   

    反腐功绩大,但不理解为何反西方价值观

   

    : 您怎么看他现在在政治上的收紧 ?您知道,在中国,有很多异议人士都被抓起来了。 因特网上的新闻封锁、审查也都很厉害,包括现在在大学校园里兴起了反西方价值观的一场运动。您怎么看他的这些做法?

   

    答:我想,对腐败的问题,他的确做了很大的贡献。我听说很多的宾馆,太乱七八糟,太浪费钱什么的。 还有太漂亮的车,太漂亮的东西啊,现在很多人,把钱是浪费用的,我认为那是不对的,也对中国没有好处,对老百姓影响太坏。他想做一些事情,把纪律搞好。 我认为他做得的确是不错,的确有成功、相当大的成功。

   

    但是另一方面,比方说关于精神上,他想回到比较听党的话,不要听西方的做法。 有的老百姓可以服从,但是很多知识分子,他已经是看了,很多自然科学不是中国式的,不是外国式的,是全球的事情,他怎么能说不要听外国的话,不要听西方?所以那些话, 还有关于上网的消息啊,不让很多外国新闻,不能进中国。 我认为,很多中国老百姓,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而且很多老百姓,不太喜欢。我想,暂时也可以这样听话,但是我个人看,我希望中国能够成功, 我希望中国老百姓啊搞好,但是这样的做法,不让老百姓看很多外国的事 ,不让知识分子谈外国的事,要听他的话,这样的做法我觉得长期不会成功,暂时也可以让人很听话,但是作为一个社会···

   

    我认为邓小平,他是跟外国人做好(搞好关系),他是来到日本,来到美国,来到法国,非常成功。他希望跟日本人做好,跟美国人做好。那么现在习近平啊,他去了Iowa(爱奥华州),那个是很不错。但是我认为,邓小平很有幽默,去了很多地方,Texas(德克萨斯州),去了华盛顿(市),也去了一个州,华盛顿州,所以他跟很多外国人接触,谈了很多话。 所以我想邓小平的确喜欢跟大国,特别是日本和美国,欧洲也是,希望跟他们做好,那么习近平是不是也想做?我们外国人还不知道,不能判断,现在还早。希望他会跟外国人做好,但是到现在,我们应该说是不了解现在情况如何,比方是现在一些外国学者现在不能去中国了。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对中国有好感,但是中国也不让他们进来做研究。那么那个是好事还是坏事?要是中国人希望美国人多了解他们, 应该让我们来看。他们对我个人非常好,我非常感谢。我也有很多中国朋友, 包括教授,包括工作人员, 对我很好。但是为什么另外一些美国人不能进去?这是我们外国人觉得很难理解。

   

    担心习的做法能否维护安定局面

   

    : 这是否反映了中国领导人的一种不自信和一种恐惧心理?不允许外国的学者进入中国去做研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 从其他方面是不是也反映了他们的不安全感、不自信?

   

    答:对啊, 我想很多方面中国有自信。他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可能现在他们的GNP(国民总产值)可能是超过美国了, 要是没有超过那么很快会超过。他们对美国的钱,他们投资也非常多。 现在我们每年的预算做得不好, 我们的交通也不行。中国有很多新的交通,那个设备做得非常好,那一方面中国做得非常好。 但是为什么不让外国人进来?为什么不让一些报纸在中国出版?为什么不要一些人谈喜欢谈的话?为什么不让他们看,不能上网自由看事情?可能是没有自信。 他们怕中国情况太复杂, 可能会有情况太难解决了,要不然为什么这么紧张?当然,我喜欢他们成功, 我个人对中国希望他们会有安定的情况, 但是这样做会不会保护安定的情况?我担心。

   

    要用法律的手段反腐

   

    : 您刚刚谈到习近平的反腐的确是一个很成功的事情 (傅:非常成功),也很得民心, 但是马若德教授对这个也有点疑问。他担心习的这一做法会起到反作用,因为他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危险, 比如说中国的腐败其实是很普遍的,你不太可能把每一个贪官都抓起来。

   

    答:我想,那个红包不会完全停止的, 医生的红包,商人给地方工作人员新年红包,我觉得那不会完全停止。但是我个人看,最大的腐败、那些项目太大的可以停止了。 所以我认为, 他的确反腐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是我跟马教授(说过), 我认为, 一些另外的官员会觉得我的地位不稳定,今天是某某人,明天是不是我?会轮到我吧。那个是很紧张啊, 所以这个情况恐怕会让一些领导人觉得不安定, 觉得心里不安。 所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不容易。 要是用法律的做法告诉地方的干部, 要是你这样做的话不算是犯法,但是你超过这个就不行了, 但是你不超过的话你没问题。要是他们说得很清楚,告诉领导人,可以把心安定下来,但是那个不容易。

   

    习近平是选择性反腐吗?

   

    : 我想您也可能看到了, 就是有不少人认为,习的反腐尽管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好作用, 但是也有一种批评的声音,认为他反腐打击的这些官员其实都是有选择性的, 比如说除了薄熙来以外没有别的红二代成为反腐的对象,基本上就是周永康、 薄熙来他们这条线上的。您对于这种批评怎么看?

   

    答:我没有做很详细的研究,但是当然一些人,周永康、周永康的朋友,他们都有问题。 但是我认为,有的部门腐败特别多, 所以把那个部门的一些人,让他们垮了,所以那个部门也可以改变一些。比方说,在军队里面,采购部门有很多腐败。 有的组织是腐败特别多的一些地方,你要是把一个在那个腐败特别多的地方决定(抓)某某人,你可以把那个组织改变一些。所以我认为, 他可能也考虑了这方面的。 有的部门问题特别大,所以在那些部门是抓一批人,也是对全面的部门可以改好一点。

   

    是否担心习权力过于集中?

   

    : 您在邓小平的那本书里提到, 陈云是与邓小平地位相当、可以制约邓小平的人。我们现在看到,习近平执政期间并没有一个像陈云这样的人。这一点,再加上他的红二代的背景, 您觉得这里有没有一种危险, 就是让他把权力过于集中在一个人手上而没有一个可以制衡他的一个角色?

   

    答:我不知道在政治局常委里面,他们怎么样分工,我不太了解。但是我认为,一个人不能把所有的组织全面、很详细的管理, 所以应该给别人做。他怎么分工,给某某人责任,是管理某某地方啊,那个是我不够了解。 但是我估计, 一些组织、部门他不能很详细全面的看到, 应该给别人那个责任,他可以相信他们。 那个分工我不太了解,但是估计应该有。

   

    : 我们看到他担任了很多小组组长, 有没有对权力过于集中的担心呢?

   

    答:有的人是很关心,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判断还早。政治上他是有这么个责任,但是里面分工啊, 比方说在大学,我的部门里的一些部门我有责任领导, 但是很多详细的事情我管不了,所以政治上我有责任, 实际上给别人管, 所以他怎么给某某人管, 我不太了解详细的事,但是我估计应该有。

   

    对中国梦的理解

   

    : 您怎么理解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的概念?

   

    答:我认为,他对国家的梦,对国家的期望,跟个人对自己的前途,想把国家的梦跟个人的梦做在一起,统一在一起,那是我这么理解的。 所以希望个人对自己前途有希望,但是同时对国家也有希望,但是很详细的事,我觉得还不太清楚,他没有讲得很清楚。

   

    : 您怎么看待他对美中关系的处理以及他提出的跟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样一种概念?

   

    答: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当然是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说法,有的美国人怕用这样的说法去表示,我(中国)已经大了,我的权力很大,你们美国应该听我的,因为GNP 已经超过你了。要是是那样的意思,美国人不容易接受。但是要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国家,现在世界上有很多问题,我们应该合作。要是一个国家不能自己把全面的事情都搞好,两个应该合作,要是这样的意思,我认为美国老百姓、美国领导人都能接受的。

   

    : 您觉得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有意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吗?

   

    答:我想,关于国际秩序是很多事情,是还不知道,因为他也工作只有两年,所以现在正在做,效果怎么样,还不知道。但是现在最近关于保护环境的中国跟美国是合作,我觉得那是好的事情。要是这样的把很多问题合作的话,我觉得是会有好事情。

   

    中日历史问题应该向前看

   

    : 谈到这个国际关系,我想问中日关系。习近平上台之后,中日关系矛盾更突出了。我们谈中日关系,不可避免的是历史问题。日本方面批评说,尽管中国要日本正视历史,但是中国自己也没有真正的正视历史,例如,中国强调日本在战争中的暴行,但是没有强调战后日本对中国提供的援助。我个人承认中国政府在宣传上有这个问题,但是另一方面的事实是,亚洲国家,像韩国和中国,基本还是认为,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做法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他们觉得日本人道歉没有诚意,他的领导人还是会参拜敬国神社。您怎么看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对历史问题的处理?是否都有问题?

   

    答:我认为,邓小平在1977年准备上台,希望跟日本做好关系,所以他的看法基本是,历史就是历史,只要是向前看,用三中全会的话,向前看。所以以前有这么回事,但是我们两个国家应该合作。我个人认为,那是他的看法,基本是对的。我认为的确有一些问题存在,比方说土地、钓鱼岛啊,日本说Senkaku ,那个钓鱼/Senkaku是不是中国的土地还是日本的土地,历史的确是不清楚,关键是国际的法律还没有能讨论的余地。当时没有解决,那是实际情况。

   

    关于历史,我认为日本人二战以后改变非常多。中国和日本的碰撞主要是二战时期。二战时期日本人做了很多坏事,那么战后日本人做了什么事?中国人跟日本的接触不多。我个人是50年代、60年前才去日本,我每年去日本,看那个变化,看他们的精神。美国二战时期也跟日本打过仗,我的一些高中的朋友也死了,但是二战后,日本是变化太多了。所以我认为,中国的老百姓也不够了解。我告诉日本人,关于二战的事情应该说得更多、更详细,但是一些日本人说了,中国也不太宣传。你问日本人,你二战时期是不是抱歉?抱歉了很多次!你问中国人,他们抱歉了没有?他们没有抱歉,他们没有抱歉。所以我想,他们对实际的情况都有说法。中国不了解日本,的确对二战的变化也不够了解。那么我告诉那个日本的朋友啊,你应该对中国老百姓的情绪,跟韩国人的情绪多了解,应该多抱歉。我想这两方面都应该听邓小平的话,应该向前看,应该做朋友。我现在准备写一本书,关于中国跟日本的历史。我想是讲1500多年的历史,他们接触非常多,有好的时代,有坏的时代。但是现在我觉得对世界的和平,对世界的前途,两个国家的人应该做好朋友,我觉得对两方面都有好处。

   

    问:在您看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不是一个历史修正主义者?

   

    答:我想,什么国家的领导人希望老百姓有爱国心理,他需要老百姓支持,培养的人会有爱国主义精神,我觉得那个是很自然的。我认为,有的说法对日本人来说是很合适的说法,外国人听那个话觉得是过分一点。但是日本人去听中国领导人爱国主义的话觉得是过分的。所以一个国家做好,对自己的老百姓有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对旁边别的国家的老百姓有好听的话,的确是不容易的。我个人认为,安倍做得多一点,但是我认为中国人也不听他的话,比方说他去靖国神社,他讲的话的确是不错, 但是中国人不知道他讲什么 ,只知道他去靖国神社是坏事,但是没有听他讲的话。所以我想两个国家都有说法,都有不错的方面。

   

    法制与法治的区分不清楚

   

    问:您怎么理解中共提出的依法治国的概念?您认为在共产党的一党统治之下能够实现依法治国吗?

   

     答:有的中国朋友说,他是政治局,他是中央的,是法律之上。中国历史也是这样的,皇帝也是利用法律来统一国家。所以我想不一定是很清楚的,是不是领导人是利用法律,还是他自己应该按照法律做事。我看中国领导人的话,那个分别我不太清楚。我想是老百姓应该按照规矩,应该遵守法律,但是我们自己也应该按照法律做事。

   

    香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社会问题

   

    : 您怎么看香港最近争取民主的占中运动和雨伞革命以及北京对于香港抗议活动的处理?

   

    答:我认为两个方面,大陆的方面,还有香港的学生方面,都有不足的地方。我个人认为基本的问题不是政治的问题,基本是社会的问题。

   

    我每年去香港,差不多每年去,今年也去过。我50年代第一次去香港,是60年前,大陆人很穷,70年代也很穷。香港人70年代,他们的生活很不错。当时大陆人很穷,香港是富起来了。现在大陆富起来了,所以大陆的一些人喜欢去香港,在香港可以买土地,那么中国的人口这么多,13亿人口,很多人喜欢去香港。香港只有几百万的人口,大陆很多人想买土地,那个价钱呢,香港土地的价钱提高太多了,所以普通老百姓没有办法买土地,没有办法住在好的地方。那么还有工作,你们大陆这么多能干的人跑到香港,所以香港能干的人找不到好的工作,因为大陆最能干的人来到香港,所以他们的机会不多。还有大陆的人买很多东西,所以香港人不能买。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存在,我不觉得是大陆做错,我不觉得是香港做错,但是我认为,为了解决那个问题,不要用政治的做法,应该想办法,比方说新加坡也是同类的问题。新加坡最近要是一个大陆人想买新加坡的土地啊,要缴税,我想那是好的解决办法。但是我认为那些香港的学生上街,那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是我个人的看法。

   

    问:您说的这个社会上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导致香港人跟大陆人有一种抵触的情绪,但是在政治上,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北京不允许香港人去选举他自己的领导人?

   

    答:我认为那个问题不是那么大,因为大陆也可能让香港人2017年投票,自己能投票(选举)他们的领导人。当然他们喜欢民主更多一些。但是我觉得那个问题,依我看不是那么重要,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的、经济的问题。

   

    问:您认为这个社会问题是用政治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答:对,我是这么看的。

   

    问:有关邓小平的故事,您有没有书里没有讲的故事我们分享?

   

    答:能讲的故事我都讲过了。我认为,他的确有幽默,人人都喜欢他。我写那本书以后,我见的一些外国领导人,都喜欢邓小平。那个人很有幽默,也很直率,也坦率,也没有骗人。当然一些问题美国人跟他不一定是同意的,但是你表示自己的方面,我表示自己的方面,我没有骗你,我是讲的实际的情况,因此对邓小平有好感。我认为他那个人的确非常能干。我认为,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会有这么样的领导人,我觉得对中国的前途是非常运气好,中国老百姓应该感谢邓小平,很多事情。我是的确认为,他成就非常多的事。

   

    评估习近平为时尚早

   

    问:我知道您最近跟您另外一个老朋友孔杰融(Jerome Cohen,又译科恩)在纽约共同出席了一个活动。他对习近平有很多批评,认为他很固执,他的统治还不如胡锦涛时代。您同意他的判断吗?

   

    答:我们的看法比较接近,但是我个人认为,习近平刚上台,很多事情说话判断我觉得还早。他想他估计会有这么回事,我觉得要等一会。 比方说,要是他把腐败的问题解决好一点,会不会放松一点?别的,比如说学者,还是上网的事,会不会放松?我还是抱有希望。

   

记者:傅高义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沈大伟: 中共进入残局 习或毁于政变
(
博讯北京时间2015310 转载)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3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说,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残局(endgame)已经开始,习近平的无情手段只能让国家更加靠近崩溃点。
   
    
盛世表象下压力重重
   
    
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项目主任沈大伟
    沈大伟: 中共进入残局 习或毁于政变


   
    
这位权威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在文章中说,虽然中国正在召开的两会场面盛大,各方纷纷“表态”效忠,但在表象之下,“中国的政治体系严重失灵,没有谁比共产党本身更了解这点了。”他写道,中国的强人领袖习近平决心不要成为坐视共产党瓦解的戈尔巴乔夫,但其强势做法的最后效果可能是一样的。“他的专断给中国的体系和社会造成严重压力,让其更加接近崩溃点。”
   
    
沈大伟说,“中共的统治不大可能宁静结束。单一事件不大可能触发政权和平内爆。它的覆灭可能是漫长的、混乱的和暴力的。我不会排除习近平将在权力斗争或政变中被推翻的可能性。”
   
    
五道越来越明显的裂缝
   
    
作者提出了他所认为的反映中共统治进入残局的五大征兆。
   
    
第一,中国的经济精英已经把一只脚放到了门外。他们把资产和孩子送到国外,如果系统真的开始崩盘,他们随时可以大举出逃。
   
    
第二,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全国各界加紧政治压制,清除西方“普世价值观”,而一个更为安全和自信的政府是不会实行如此严厉的打压的。
   
    
第三,即使很多效忠政权的人也只是在那里走过场。沈大伟提到,他在北京参加了一次官方智库的“中国梦”研讨会,二十来名御用学者无精打采地做着讲座;在中共党校的书店,有关习近平群众路线的小册子堆在那里无人问津。
   
    
第四,充斥党政军的腐败也弥漫着整个社会,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不可能清除腐败,而且他的选择性反腐、特别是对仍然健在的老领导人江泽民的旧部的打击具有“高度风险”,另一方面,跟他政治联系密切的“太子党”这代人则深受中国民众憎恶。
   
    
第五,中国经济陷入一系列体制陷阱,没有容易的出路。习近平的经济改革方案遭到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群体、包括国有企业和地方干部的阻碍。
   
    
沈大伟认为,中共控制力出现的这五个越来越明显的“裂缝”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弥补,如果习近平和中共领导人不放松控制,可能恰恰会加快他们想要避免的那种命运的到来。
   
    
习从江胡路线倒退
   
    
沈大伟认为,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了避免重蹈苏共覆辙,落实了一些开放政策,包括小心翼翼的有限政治改革,而习近平却收紧控制。某些观察人士说,习近平以暂时的铁腕手段巩固权力后会大力推行改革开放,但沈大伟不这样认为。
   
 
沈大伟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能预测中国共产党将在什么时候崩溃,但很难不得出结论说,我们正在目睹它的最后阶段。中共是世界上统治持续时间第二长的政权(仅次于朝鲜),而没有任何政党可以永远统治下去。”
   
 2015
1月底,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麦克尔·奥斯林曾为《华尔街日报》撰文说,中共已经进入迟暮之年。他说,在华盛顿的一次私人晚宴中,一位权威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说,“我无法给你它垮台的确切时间,但是中国共产党已经踏入迟暮之年。”奥斯林没有点出这位专家的姓名。他说,在场的其他专家没有反驳,甚至有人赞同。
   
    
奥斯林在他的文章中说,中国的残局或许需要多年时间才能显现,但西方官员、学者和非政府组织应当走出“四环路”,更多地与中国民间接触。
   
    
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崩溃或中共垮台的预言屡有出现,激起几波涟漪后,最后都归于沉寂。沈大伟在这篇文章中承认,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好几名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因为预言中共垮台而危及自己的学术声誉,他和其他的专家则较为谨慎。不过他说,“中国的时代变了,我们的分析也必须改变”。 (博讯 boxun.com)